您当前的位置:首页 >> 语言
[口述历史] 濒临破产的小厂被他做上市了,当时整个诸暨没人信
发布时间:2019-08-26
 

赵林中,浙江诸暨人。现任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。


赵林中

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生


中新社    柴燕菲   江 耘   赵晔娇


改革开放是好的。这么多年下来了,赞歌是要唱的,但是调子不要唱得太高。经验要总结,教训也不是没有,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。


  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读过大学的人,但是我经历了很多。有时候想想,年龄代表着一种经历,真是个好事情!


  我现在60多岁了,看看现在的大学毕业生,再回首我的经历,我可以说我读的也是大学,是社会大学。因为,我在社会经历得多了,是一种财富。现在的我可以这么说:我们曾经的经历,你们现在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。


图为赵林中


  我这样的人,按20世纪60—70年代的讲法就是“根红苗子正”,那时还有成分出身,我至少不是地主、富农出身,惟一的问题就是一个嫡亲的堂哥逃去台湾了。


  那时没有机会读书,于是我十几岁就到了农村,16周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在一个公社里兼职团委副书记,主职是农民。


  1971年,公社里有个手工业社要招会计,我就去当会计了,每月工资是30元,全年360元,很不错了。这是我脱离农民的第一步。


  记不清是1975年还是1976年,我积极争取工农兵大学生的资格,连我在内,公社总共推荐了三个人,但是最后还要淘汰一个人,结果我被淘汰了。虽然这是很早以前的事,我现在想起来还要流眼泪。


  在推荐的三个人里,一个是烈士子女,一个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女儿,就我一个没有背景。不过,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公社团委副书记还是党员,各方面都很出色。我和烈士的子女是正式被推荐出来的。


  不过,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有经验的,他知道当上“工农兵大学生”就变成城市户口了,一步之遥,是不得了的事情。他也知道总共就两个名额,烈士子女是肯定要被照顾的,自己的女儿要当大学生就必须挤掉我赵林中。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诸暨县招生办公室,信的题目是“赵林中毒药长江”,很耸人听闻的。


  “毒药长江”是件很好笑的事情。一天,公社血防员对我说“灭钉螺的药要运过来了,你们手工业社的天井借我寄放几天”,我就同意了。


  后来公社卫生院院长、供销社社长知道这件事情了,就对我说,“林中小鬼,灭钉螺的药药鱼很好的,你有天井的钥匙,你拿点药出来我们药鱼去”。我年纪比较轻,觉得挺好玩的,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。  


  药鱼那个晚上,我们在上游投药,等鱼被药晕了,就到下游找个合适的位置等着抓鱼。但是水太急了,被药倒的鱼都流到下游才翻了白肚。我们折腾到将近天亮,一条鱼也没有抓到。结果下游牧牛的村民倒抓了很多鱼。后来这件事上报到公社,公社认为是上游有人药鱼。


  事情一查,很快就查到药是我拿出去的。这件事情过去后,我也没放在心上。后来到了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,北京外语学院的招生老师打电话到公社找我去谈话。谈完话后,很多人都来祝贺我,说北京外语学院以后出来是要当外交官的,所以就要来找你谈话,看看你的长相,看看你的脑子灵不灵。好了,我就开始做梦了:第一,我要变成城市户口了,第二,我不用待在这里了,一下子就上升到北京去了。


  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知道这个事情后,认为他女儿肯定危险了。于是,他便写了那封信,他认为这溪水是流到钱塘江,最后流到长江里的。


  最后我到北京读大学的梦就被这封信给破灭了。


  后来,“四人帮”粉碎了,政治形势发生变化。我被调到县二轻局。到了二轻局后,我负责出简报,简报被浙江省第二轻工业厅的领导看到后,就想抽调我到省厅政治处工作,省里为此发了三道调令。这时我的心又被吊起来了,我想要是北京去不了,去杭州也是好的,省里的人还对我说可以解决城市户口。不过,那个时候县二轻局一直不放人。


  为了能够到杭州,能够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,我去了局长家。到了局长家,我说局里对我很好,但是我到杭州后我就可以转到国家户口了,能直接领粮票了。局长当时很惊讶,说你竟然还是农村户口,那你在我们这里转转就好了。


  局长话虽这么说,但是我根本不相信,因为那时转个城市户口实在很难。没想到,几天后局长让我填写了干部履历表。填完这个表后,我才知道自己被转为人民武装干部了,不仅户口转了,还成了国家干部。


  1984年,我又被调到诸暨县委办公室,干了两年。但那个时候有个说法:“有文凭的要补水平,有水平的要补文凭”。当时有个机会考干部专修学校,可是我们这代人,真是生不逢时,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,没有多少基础。语文考了80多分,那算是好的。数学呢,考了28分,也是蒙的,因为有选择题。


  考不上,就没办法了。但在县委办公室呆着太宽松了,没有压力的,每天中午还有午休,午休这个毛病到现在都还没有改过来。那时,我给一个领导当秘书。有一次,他请我们这些身边的人到他家里吃饭,也喝酒,借着酒劲我们几个年轻人就说,书记你的年龄也大了,趁你在位的时候,也给我们提一下。因为当时,领导提拔身边秘书的情况也是有的。但领导说,这个问题他也想过,但他要保持好晚节。当时我们的心里就有数了。


  有一次,我们几个人在私下议论,如果这样下去,还不如去企业干。那时的国有企业也是很厉害的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自己想去哪个哪个厂。问到我的时候,我说,第一志愿是到诸暨绢纺织厂当党委委员,也可以兼一个工会主席。第二志愿是到诸暨毛纺织厂当党委副书记,我想上面还有书记,没太大压力,应该能胜任的。当然我们那是私下里讲讲,国有企业的领导,也像国家干部一样,是要组织任命派遣的。


  真的是没有不透风的墙,我们私下里的讲话被县委办公室的一位主任知道了。有一天,领导找我谈话,“听说,你想到企业去”。后来又说到国营诸暨针织厂领导要调整。当时,我只是心里想,我的理想是去绢纺织厂、毛纺织厂这样大一点的厂,诸暨针织厂听都没听见过。而且以为是领导随便跟我聊聊,实际上组织上已经决定了。过了些天,计经委领导对我说,赵林中,我陪你到一个地方去走走!那时,陪领导去企业还是蛮多的,所以就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去了。


  针织厂在一个小弄堂里,地方很小,厂房、宿舍全在里面了,人称“七十二家房客”。两层的办公楼,一楼二楼间有个厕所,好臭啊!到了办公室,计经委领导叫了几个人,随即拿出文件说,“今天我是陪赵林中到这里来上任的……”


  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,就感觉是领导把我骗过去的。后来才知道组织程序是允许的,因为我是共产党员。


  那也能叫厂啊?那时居民的猪、鸡都是放养的,就在厂门口晃悠。大门前面是浣纱江,江边住着三个乞丐。天好的时候厂门是厂门,洪水来的时候,厂门就变成闸门,洪水一过,全是黄泥和垃圾。


  当时,我一点准备也没有,不过去了针织厂之后,我没有再动了,一直在这个厂做到今天。


  当时的诸暨国营针织厂在一个弄堂里,在诸暨没什么名气。那个时候有百来个员工,300多万元资产,300多万元负债。组织调我过去的主要任务是扭亏为盈。


  既然是组织安排的,我就好好做。我到厂里第一件事就是开了个会,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表决心:“我既然来了,头发披散了。”诸暨话的意思就是豁出去了;第二句话:“这个不到100人的国有厂,我听说你们都有关系的,但是人人都有关系等于没有关系”。意思是,我不来管你们,我只管工作。”


  开完会后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厂大扫除。因为,我到这个厂第一眼就看到一头母猪在大门里转悠着,而且通往二楼办公室楼梯口的那个厕所,不管谁来都要先闻臭气。我就说把厕所关了,再宣布母猪不准进厂。这种做法和海尔的张瑞敏差不多,他进海尔首先说的就是“不准随地大小便”。你们不要笑,这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。


图为诸暨针织厂首届职工代表大会


  当时上面还派了一个整顿小组来帮助我扭亏为盈,那个组长看了以后就说:“赵林中啊,我看这个厂是神仙都扭不了亏了啊。”


  接下去的任务就是怎么扭亏为盈了。


  说实话,产品经营我不懂,也没有能力去做技术开发,也没有销售渠道。我就先把厂里滞销的产品发给员工,叫他们自己摆摊卖掉当工资。


  当时,诸暨流传一句话:“若要富,做坯布”,做出的坯布出口或者卖到深圳等沿海城市去。这时,有人建议我做坯布,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个经营管理人才叫蔡杭森。


  蔡杭森那时也表态了,说来帮忙是可以的,但是赵林中必须做到两件事:第一,成立一个集团公司,名字必须有“纺织”和“集团”四个字;第二,联系好贷款。


  1986年初的时候,“集团”我们是听都没听到过。于是,我托了工商局里的一个朋友,去省里批了个“集团”公司,取名“浙江省诸暨针织纺织品集团有限公司”,我是董事长,蔡杭森兼总经理。接着,我又贷来150万元。


  两件事办好后,蔡杭森就去进坯布了。我记得第一次见蔡杭森时,他拿出一次性打火机,再拿出一包万宝路,“嘶”一声把外包装上的拉丝拉掉,把烟递给我。我心想:“他本来也是个诸暨的农民,去过深圳的人当真不一样,我们在诸暨真是土啊。”


  坯布从诸暨装上火车皮发出去后,等坯布差不多要到目的地了,领导指示我与工商银行信贷科科长跟着蔡杭森一起去,我们三人就坐飞机去目的地接货。


  到了湛江后,蔡杭森带我们去住三星级宾馆,他说我们出来做生意,派头是要有的。住在宾馆的第一天,蔡杭森就来检查我们出差带的行头,把我们带来的尼龙袜、背心、毛巾都通通丢到垃圾桶里,然后给我们一人一打丝袜,再教我们怎么打扮,怎么接递名片。


  我永远记得蔡杭森给我喝的第一罐可乐。在宾馆里,他“唰”打开冰箱,“啪”打开可口可乐的拉环,对我说“喝”,不用客气。那个姿势啊,真是气派!我接过可乐第一口喝下去后,可乐的气从肚子里涌上来,我打了个嗝,心想:啊呀,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喝的饮料啊!蔡杭森到客户那里去,不是发香烟,而是一下子就扔上几条万宝路。我当时想:“在诸暨要送五条香烟是要隐秘一点的事情,你们在特区怎么就这么随便?”后来他和我说,“在这里送五条香烟,就跟在诸暨分一根香烟给你抽抽是一样的”。还有他教我用一次性打火机,我怎么都学不好。吃一餐饭5000块,还给小费……


  我们这次出差总共是7天,回到诸暨一算账总共赚了60万元,纯利润就有50万元。1987年的60万元价值是比现在的600万元还要高,这个时候离集团公司成立还不到半个月。这个事情在诸暨可是不得了啊,财税局以前从来不来我们厂的,那次以后就来了。那时我们诸暨有个绢纺织厂,是国家二级正规企业,工人二三千人,年利润是100万元,但我们一个员工100多人的小厂,一票生意就净赚了50万元,这仗打得相当漂亮。


     去了趟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,我也感受到了外面的新鲜空气。一次我穿着一件从深圳买回来的夹克衫去开会,会上一些企业的经理都说:“赵林中,你怎么穿得这么洋气,听说你去了趟深圳啊”!


  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,我们浙江虽然是沿海,但是当时跟深圳比起来真的是没得比。


  1987年,诸暨针织厂就扭亏为盈了。


  第一桶金赚到了后,我决定不再做老行当了,我认为要扭亏为盈必须“出奇出格”。


  我没有做生意的兴趣,当年我就在厂里的车间搞承包。把车间承包给车间主任,车间主任对外就声称是某某厂的厂长,但是“厂长”签合同的话还是需要我签的,因为他没有法人资格,这就是模拟二级法人。这是国企改革的第一步,是国家提倡的。


     搞承包,第一年很灵的,有一个漂染车间,按我们签订的协议我要奖给主任2万多元钱。这件事情在诸暨县城里闹得不得了了,全城人都议论纷纷,但是我不管,我认为这本来是个亏损厂,我只要扭亏就好了。


     我奖2万元给车间主任的事闹得很大,后来诸暨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派了一个秘书下来调查:为什么针织厂扭亏为盈了,职工收益提高了,对赵林中的议论反而多起来了?后来这个人发了一个政务简报,认可我的所作所为,我才没有吃苦头。


  国有企业条条框框在那个时候有很多,做起事来有些缩手缩脚。不过,我当时思想还是比较激进的。我记得当时有几句很“反动”的话。


     国企里有一句话“职工的事再大都是小事,企业的事再小都是大事”。我不认同这种看法,我觉得应该是“职工的事再小也是大事,企业的事是大事就是大事,是小事就是小事”。实际上是契合了现在的“以人为本”。1996年,我们把围绕思想政治工作所确定的规章制度进行系统的总结、分析、归纳和整理,形成规范的《富润控股集团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条例》,总共六十一条,简称《六十条》,涉及职工结婚、医疗、福利、退休、入伍、立功,以及家庭纠纷、生老病死等,涵盖职工生产劳动、工作学习、家庭生活、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,被誉为“枫桥经验”的企业版。


  当时还倡导“企业得大头,集体得中头,个人得小头”。我当厂长后,觉得这口号是漂亮的,但是要按这么操作的话企业肯定要亏损,于是我倒过来“个人得大头,集体得中头,国家得小头”。这个话,直到前几年我参加全国人代会,叫我回顾国企改革的事,我说了这句话,代表们听了都大吃一惊。我细一算账,要是把三者利益分配关系算成100%,国家得32%,集体得33%,个人得35%,我们是国有企业,那集体的33%也是国家的,总共加起来国家还是得65%。国有企业太死了,应该向个人倾斜点,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,这样国家才能得大头。


  还有一句也要倒过来,“大河有水小河满,大河无水小河干”,我说这也不对,要“小河有水大河满,小河无水大河干”。


     这些“反动”的话就是一种改革的理念,后来和“敢冒敢闯”的精神很契合。


  紧接着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。我一对照,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。这是“改革”。所以当时还有人说,赵林中还真有点超前意识。


  车间搞承包头一年还是新鲜的,过了几年大家都疲劳了。1988年,我又开始筹办合资企业。


  那时诸暨只有一家与日本合资的企业,我们是第二家筹办合资的。其实我们厂是一点资格都没有,虽然不亏损了,但是资产很少。当时我的思路是这样的,合资后就能进口设备了,能享受优惠政策了,有自由进出口权了。


  1989年,我们同香港的富春集团合资,成立富润针织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富润”),港方资金占总资产的25%,他们打进来38万美元。印象最深的是,国有企业原来的报表是中文的,后来合资企业的报表变成英文的了。


图为富润集团


  富润的成立也是我们企业的转折点。


  合资后,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,诸暨已经出现了民营企业,我就在想既然承包制不再新鲜,那要不改为公私合营,让车间主任在车间里也有点资产。比如,车间里国有资产有200万元,你拿出几十万元钱来模拟股份制,等车间有了利润,就按照个人资产占国有资产的比例多少来分红,这就是公私合营。这样车间里有了自己的资产,车间主任才有积极性。


  兼并企业的事我一直觉得是一种命运。为什么是命运呢?因为它是很偶然的。


  1992年,当时国营诸暨酒厂经营不好,根据市领导的意思,最好要有一个企业把他兼并掉。“兼并”在那个时候是很时髦的新名词。当时计划经济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计经委”)是企业的主管部门,市长要计经委主任到诸暨绢纺织厂和诸暨化肥厂听听他们的想法。


  那一天,计经委主任带着两个办事员先到绢纺厂,再到化肥厂,但是两个厂长都说:“哎呀,这个酒厂吃不消兼并的。”被拒绝后,他们三个人垂头丧气的一路过来。经过我们针织厂时,看看也到了吃午饭时候了,就决定到我们厂吃午饭。


  中饭很简单,在厂里食堂吃的,聊天时说到兼并酒厂的事,说着说着,计经委主任突然问:“赵林中,你要不要兼并这个酒厂?”我那时对兼并这个词不太懂,就问了一句话:“兼并是什么意思啊?”“兼并啊,比如诸暨酒厂是国有企业,如果这家企业被诸暨针织厂兼并,那这家企业就归你管。什么资产、什么债务、什么人员啊都要归你的,当地政府有权组合。”在弄明白兼并意思后,我当时就说了三个字:“好的呀!”


  其实,我当时就是觉得新鲜,都没仔细想。没想到他们饭都没吃完就回去汇报了,后来告诉我说市长同意了,随后《关于国营诸暨针织厂兼并国营诸暨酒厂的决定》文件也下来了。


  后来我们总共兼并了21家企业,也都是什么都没想,我既然是个国有企业,既然国家要我兼并,那我当然是要答应。说句真心话,我第一次兼并也是考虑到诸暨针织厂太小了,我也想扩大企业规模,没想到这次兼并成了浙江省内第一桩兼并案例。


  其实兼并的这个酒厂在几年前和我们厂一样是难兄难弟。1986年底县里开表彰大会,整个县只有我们两个厂是亏损的,县里都给别的厂发奖金,计经委主任给我和酒厂的厂长一人一把挤压式热水瓶。后来我才回过神来,他的意思是说就你们两个厂还在亏损,你们都要加把劲加点压好好干。后来市政府叫我去兼并,说明我们厂在发展,酒厂还是老样子。


  第一次兼并很慎重。我专门开了一个“欢迎会”,拉了一条横幅,还写了一副对联,会上我把“兼并”说成“合并”。 要求针织厂的职工对酒厂过来的职工予以应有的关怀和热情,做到政治上、生活上、待遇上一视同仁,针织厂的职工绝对不允许有优越感和优先权。在执行规章制度上一视同仁,进厂不分先后,大家有同等的兴厂、爱厂责任,并凭贡献和劳动同等享受企业利益分配的权利。凭技术、凭本事、凭多劳多得吃饭,不论背景,不论资格,没有面子可以照顾。在工作岗位的安排上有几条精神。第一是每个人都可书面向厂部反映自己的要求和专长,以作分工时参考,以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第二是“双向选择”政策,就是可以自己主动到各个车间、部门去联系,寻求自己的最佳位置。如果能自动选定落实单位,经厂部审定后就可以开内部调令。第三,在原酒厂的厂房里可拓展一些新的经营业务,可以安置一些人员。第四由职工自己提议拓展经营,条件可以与厂部面谈。总之是让每位同志各尽其能,各得其所,慢慢通过双向选择做好调整、安置。


  我兼并了酒厂后是一发不可收拾,领导一看哪个企业不行了就让我兼并,而且纺织企业居多。经常是领导找我谈话谈一个多小时后,我就3秒钟回答一句“好的呀”。


  1994年,我兼并了第二家厂——诸暨毛纺织厂。这是一家员工有1600人左右的中型企业,针织厂和酒厂加起来还没它一个厂大。面对这么大个厂,要说做的工作,我就用四个字概括:呕心沥血。


  在人前我是轻飘飘一句“好的呀”,但是人后真是全身心投入。


  一般兼并一家厂之后,我不会太多干预这个厂的发展。因为富润是个小厂,没钱没品牌,所以我只把思想、观念、理念、文化、运作机制输送给他们。领导班子是原来的班子,我们从来不派人下去做厂长。我在大会上就曾说过:“星星还是那颗星星,月亮还是那个月亮”,原来的厂长依旧做厂长,但是我会重新发文任命。


  但是我对厂长也是有要求的,我对他们讲7句豪言壮语:忠诚于党的事业、忠诚于国有资产、忠诚于富润的事业、办事认真、处事公正、经营廉政、艰苦勤奋。只要你这么做了,你干不好也没有关系,我认定当时的国有体制必须要求忠诚,到现在我才认为要改制。我对厂长说,既然你以前是厂长,我肯定信任你,但是你要按新的运行体制去做。


  我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兼并了20多家企业。这么多企业基本都是在亏损情况下我接手的。虽然说,我对这些企业的现状不太担心,倒是其他人看着我这样来者不拒的兼并,很是担心。一些省里领导也都担心,兼并诸暨毛纺织厂时,一位省里领导就说:这是一着险棋,弄得好是好的,是国有企业重组,弄得不好不仅救不了毛纺厂,连富润都要被拖倒的。


  于是,省领导跟市领导说,“你们不要再把烂头企业给赵林中了”。不过,我是感觉自己还能继续兼并下去。我的想法是,国有企业的体制是要改的,关键是在兼并、在转弯的过程中,我们党、我们的政府如何处理好一点,这里面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国有企业职工也就是这个“人”的问题。“伤害国有企业职工,就等于伤害我们党自己”。在公有制为主的历史背景下,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大儿子,这些职工是做过贡献的,他们把青春都献给共和国了。那么在改革的时候,必须要承认这段历史,不能简单地打发,否则只有我们自己听职工怎么发牢骚。所以我在改革过程中采取“缓转弯,软着陆”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的,也就是改革是一定要改的,但是不要急转弯,不要硬着陆,尽可能处理得好一些。


  从1992年到2003年,我们兼并了很多企业,企业职工人数已经到了10000人了。


  兼并了这么多厂,并非所有厂在我手里都扭亏为盈了。有些厂到现在都没有盈利,只能说比原来好了一些。有一句话是媒体总结出来的:同是这样一个厂,同是这样一批人,同是这么些设备,同是这么些产品,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有些变化大的厂自己都不相信,也都在进行自我总结。我认为就是机制、观念不同了。


  我们富润上市时,整个诸暨没有人相信。一是我们是县级的企业,上市很少;二是我们厂子规模不咋样。赵林中的破厂要上市,那时被诸暨人当笑话讲。


  1996年,诸暨有个交警大队的队长说,要是富润上市了,我就绕着诸暨县城爬一圈。但一年后我们真的上市了。


1997年6月4日浙江富润股票上市


  富润上市后,干部职工欢欣鼓舞。很快,富润募集到了7000万元,那时早啊,这笔钱实在很吓人。很多富润人也被吓住了,觉得这么大笔钱过来了,大家都要分点钱了。很多下面的厂长打来报告要钱,就连我的司机也开始叫唤着要换辆奔驰车了。


  面对这样的现状,我只有一个感触:这个上市公司比国有企业更难搞,国有企业的钱是国家的,上市公司是透明的,是股东的。我说这个思想不转过来,这个企业以后要坏的。结果,企业上市后,我庆祝大会不开,反而开了一个“反骄破满”大会。


  当初企业里有五六辆车,好是不好的,但是用车矛盾也很多,修车用车都有黑洞。于是我在大会上宣布:今天起所有厂里的车都拍卖掉,驾驶员另外安排工作。包括我在内,出差时路近的就骑车,时间急的就叫车,路远的就乘飞机,也可以乘火车。什么奔驰车,我连皇冠车都卖掉。直到现在,我们企业没有一辆公车,我现在开的是辆丰田车,40多万元,是市里奖励的。骄满的思想被制止了。


  这一大笔钱进来了,怎么用?下面的车间都以“车间要发展”的名义向我要钱买设备等。虽然钱多了,但是钱还是国家的,问我要钱等于向国家要钱。给吧又怕浪费,不给又怕打压车间的发展积极性,于是我想出一个办法:搞“模拟股份制”


  我把车间模拟成一个股份公司,国有资产占一部分股份,车间主任等骨干拿出一部分钱,我也拿出一部分钱,然后去买新的设备,但是管理还是主任管。打个比方,比如车间要买600万元设备,企业拿出300万元,管理设备的骨干要拿出300万元,车间主任管得好,我们就定个比例来分红。车间主任必须出钱,不然不拿国家的钱当钱看的,不是说车间主任人不好,而是我们认为需要一个好的制度来保障企业的顺利发展,这样也搞了几年。


  那时还没有谈上改制,是我们内部偷偷改的,现在主任都实实在在有了受法律保护的股份了。


图为诸暨城西工业新城的富润大厦


规范公开原则平稳推进改制

 

上世纪90年代开始,我们确立了“软着陆,缓转弯”的国有企业改制指导思想。一切从实际出发,怎么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,怎么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就怎么做。


2006年诸暨市政府实施旧城改造,涉及到集团绝大部分商业企业,我们提出“结合旧城拆迁改造实施商业企业改制方案”,于2007年8月完成了商业企业的“三彻底”企业改制;2010年政府把我们的化肥厂区拆迁、绢纺厂区整体搬迁列为重点工作,我们向市政府提出了结合拆迁安置整体推进集团改制的建设,最后由产权持有单位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制订了《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改制方案》,直至2011年12月22日完成集团改制。

 

产权制度改革是改革的深水处,“自改自”更要把握好。因为规范、公开、公平,改制工作心顺、气正,获得绝大部分职工的拥护、支持,我们不但顺利平稳地推进了改制,而且改制始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虽然改制成国有资本参股企业了,但我们党委始终坚定“不管牌子怎么换,体制怎么改,机制怎么变,党组织的战斗力不能削弱,依靠职工办企业和办好企业让职工有个依靠的思想不能变。”


图为浙江富润大厦


实践发展永无止境,解放思想永无止境,改革开放永无止境。


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历程,既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,又是不断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的过程。


回首富润的改革发展历程,通过解放思想,深化改革,这个地方实体制造业小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,获得了一定的发展。


“不但要开放,而且要放开”。新的形势下,我们需要不断学习,不断解放思想,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,坚持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,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两手抓,实业经营和资本经营两手抓”,做永久本分和谐的企业。


  改革开放是好的。这么多年下来了,赞歌是要唱的,但是调子不要唱得太高。经验要总结,教训也不是没有,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


此为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原创作品,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转载。转载请联系“中新浙里”微信公众号后台。

转载须注明文原题为《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生》,作者中新社柴燕菲、江耘、赵晔娇,选自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编撰的《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历史》一书,微信首发于中新浙里ID:ZJXWZZC。______获授权转发。


本文选自由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编撰的《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历史》一书

一周热文备忘:

【口述历史】浙江省长打喷嚏绷断皮带 总理大笑: 报应 !
【口述历史】他去义乌当县委书记,老妈哭了
相关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