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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回避路线斗争,是《长征》的重大突破|电视剧60讲(32)
发布时间:2019-05-08
 


来源:影艺独舌


>>>电视剧60讲<<<

>>>第32集<<<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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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为视频,下为文稿


上一讲我们主要讲述了《长征》这部剧,将原先教科书上那些概念化的领袖人物,通过各种细节和台词,塑造成了有血有肉的人。


以“史”写“人”,这是《长征》成为优秀剧的原因。然而,这部电视剧既能获得影评人、学者的盛赞,又能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,更重要的原因,还是在于它在历史叙事上的突破。



正如编剧王朝柱所说,电视剧《长征》“敢于正视历史,拂去人为制造的灰尘”。


红军长征是因为遭遇了军事挫败,为了逃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,而进行的军事转移。是一次前有堵截、后有追兵的撤退,因此,大部队才不断绕路,甚至深入无人区,甩开追兵。



电视剧《长征》大胆地以广昌战役失败来破题,从正面叙述了这次历史大撤退的起因。 除了让观众知道长征发生的真实原因,这部剧的另一个突破,便是破除了领袖人物身上的“主角光环”。


在《长征》前九集里,编剧用了大量笔墨表现周恩来、李德、博古组成的“三人团”,而作为“男主角”的毛泽东,直到第十集遵义会议召开,镜头才真正多了起来。这和历史上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化,也是基本吻合的。



长征前期,中共领导层里存在极大的矛盾。以往的剧作,都会“自觉”回避这一段党内的分歧和斗争。但在《长征》前九集中,观众可以看到,围绕着红军的去向问题,博古、李德的阵地战理论和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,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斗争。


这些冲突和戏剧性,都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之上的。比如第二集里,李德建议以养病为名,把毛泽东和周恩来调到莫斯科去。这一段剧情,就是当年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。



主创团队并不只是简单地还原一段历史,而是站在2001年的时空,去观察1934年的历史,并以此将当年的长征,以及长征精神展现给2001年的观众。就像王朝柱说的,不仅要把父母吸引住,也要把学生吸引住。


对于金韬和唐国强来说,尽管因为战争结果、会议纪要、史实对白都是确定的,观众已经熟知长征的情节进程,这部剧里有不少约定俗成的模式。但二万五千里的路程、不同少数民族区域的场景变换、极限自然景观的设置,这些都为创作者留出了极大的创作空间,用以发掘新的事实,表达对于长征的新体会。


导演金韬


于是,中共党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,通过电视剧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抵达了观众面前。一些被历史烟尘遮蔽的是非曲直,通过艺术家们的情景再现得到了澄清。电视剧不是教科书,电视剧也无法呈现所有事实,但电视剧有着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感染力。


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奇迹,纵横南北十四个省区,跨越了挑战人类极限的雪山与草地。为了重现这段传奇,《长征》剧组选择了重走一遍长征路。而对于唐国强来说,这是1996年的电影《长征》拍摄后再次踏上这段艰辛的历程。


《长征》里的演员状态,很多都不是演出来的。大家想象一下,在海拔三千八百米的地方,穿着厚厚的棉衣,背着枪械装备,还要搀扶着别的战友,那是怎样一种感受?演员们不需要去演,就能让观众体察到人的疲惫和顽强。



雪山上有着《长征》剧组最痛苦的回忆。在十八集的一场暴风雪戏的拍摄中,老天很给面子地下起了大雪。但导演还是不满意雪势,在镜头后架起了鼓风机,把雪铲起来送到鼓风机里,对着演员吹。


在本来就缺氧的环境里,又被裹着雪片的高速气流裹挟,演员脸上沾满了冰雪,在镜头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扮演周恩来的刘劲形容,走过镜头之后,脸上的雪要用手一点点掰,才能掰下来。


而在拍摄过草地的故事时,已经到了十一月,沼泽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。第一个镜头,就是二十二集里博古和凯丰两人在沼泽地里抓小鱼的戏。两个人在泥浆里翻滚,回到车上后冻得浑身发抖,手指连烟都夹不住。



红军过草地的剧情主要集中在二十一和二十二两集,这也是全剧中最为感人、也最能体现革命浪漫主义的两集。这两集里,几个主要领导人出场不多,镜头对准了其余的红军领导人和军队中的女性。


二十二集里,在一场暴雨后,草原上开了花。一位红军女战士把花采来,送给了蔡畅和担架上的邓颖超。三个灰头土脸的女人笑着,将花儿戴在了自己的头上。



而二十二集中,一名小战士因为把首长的炒面分给了伤员,再拿不出口粮来给首长吃,而在刘少奇和彭德怀面前痛哭失声。


《长征》坚持的是一个“真”字,无论是历史书写的真实、叙事手法的真实,都是这样。而在“真”的基础上,主创大胆地将历史素材进行了加工。


红色剧经常会陷入一种“身不由己”的局面,创作者要背负各种枷锁。他们很容易就把自己框在了一个安全区里,宁愿去做一部空洞的作品,也不愿去大胆表达。


编剧王朝柱


《长征》的创作自然也面临现实的束缚。王朝柱在一次采访中便提过,《长征》原本写了三十集,但因为有一些剧情与献礼剧的身份不匹配,而砍掉了四五集的内容,戏剧张力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。


然而,这也让《长征》这部作品最后呈现出的高度更加难能可贵。在导演金韬和唐国强联名写的一篇导演阐述里,两个人将“超越”视为重要的艺术目标。这不仅是指超越拍摄的困难,也是超越思维和创作上的教条。



《长征》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求创作的自由。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”,将史与剧做到了准确的结合。这也是《长征》能够为其他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,所能提供的一份最好、最有效的“参考答案”了。


2001年的《长征》和2007年的《恰同学少年》,堪称红色剧“双璧”。相对而言,越是离当下时空遥远的革命史,越是能获得较大的创作空间。这两部剧里的中年毛泽东和青年毛泽东,已经作为经典形象进入了中国电视剧的人物画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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